新建筑的理想比形式更重要

作者:周至禹发布时间:2016-10-24 16:13:26
  纵向看来,任何建筑都是与当时的技术文明相适应的。20 世纪初期,当混凝土、玻璃、钢筋代替了砖石作为新的建筑材料时,也给建筑带来了新的可能性,而欧洲工业革命的完成使工业化生产必将进入未来的建筑领域。德国现代建筑师和建筑教育家、现代主义建筑学派的倡导人和奠基人之一格罗皮乌斯敏锐地意识到这一点,从而将以新的规则和标准所创建的建筑称之为“新建筑”。在他看来,“新建筑外在的形式从根本上讲完全迥异于旧有的建筑形式”,“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知识、社会和技术条件的必然产物”。
  格罗皮乌斯认为,新建筑是一座连接思想两极的桥梁,而不是仅仅把它归类于功能主义的实利追求,“让我们建造一幢将建筑、雕刻和绘画融为一体的、新的未来殿堂,并用千百万艺术工作者的双手将它矗立在高高的云端下,变成一种新信念的标志。”读这一段话,我们可以感受到格罗皮乌斯鲜明的理想主义色彩。格罗皮乌斯说,必须有一种崭新的设计观念来影响德国的建筑界,否则任何一个建筑师都无法实现他心中的理想。“任何一个有思想的人都感到必须改变先前的知识。每一个在其特定业务领域内的人,都期待能够为在现实与理想主义的灾难性鸿沟之间架起一座桥梁而有所助益。就在那时,我首次醒悟过来我们这一代建筑师的使命重大。”
  这种表述显示出作为知识分子的格罗皮乌斯,意识到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格罗皮乌斯曾致书魏玛大公,陈述他建立新型的艺术与工业相结合的教育体系的理想。这种理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得以实现,即包豪斯学校的建立,使得新的设计教育成为可能。格罗皮乌斯于1919 年4 月写就了《包豪斯宣言》,在宣言中他盼望着“未来的新结构,这种新结构将像一种新信念的水晶那样,通过工人的手伸向天空”。而包豪斯的教师之一利奥尼·费宁格(Lyonel Feininger)为包豪斯宣言所作的封面木刻—《大教堂》那哥特式建筑的高耸入云,表现主义的直线光芒四射,很好地象征了这种理想。
  在百废待兴的德国,格罗皮乌斯的热情具有一种理想主义的色彩,一种知识分子的人文关怀,而包豪斯本身也被看作一种设计思想的“新建筑”,一个微型的乌托邦。格罗皮乌斯曾经说过,要把包豪斯建设成为知识分子的理想王国(大教堂)。在这里,大家通力合作,一起从事一场轰轰烈烈的社会改革。正因为如此,格罗皮乌斯广纳贤才,聘请了20 世纪最著名的杰出艺术家和设计师担任教师,大家“密切地合作在一起, 但却能够独立地开展工作, 以促进这项共同的事业。”
  作为包豪斯的创立者和第一任校长,格罗皮乌斯与包豪斯的兴衰有着密切的关系。他亲自主持建筑系,建立起集教学—研究—生产于一体的现代教育体系,而格罗皮乌斯设计的包豪斯校舍被誉为现代建筑设计史上的里程碑。无论是教室、礼堂、饭堂、车间等,建筑的使用功能都实实在在,楼内的一间间房屋面向走廊,走廊面向阳光用玻璃环绕。简洁的几何形尽情体现了建筑结构和建筑材料本身质感的优美和力度,充满20 世纪建筑直线条的明朗和新材料的庄重。然而,这一切并非仅仅是一种现代形式和材料的体现,最终的营造,恰如格罗皮乌斯所说:为了创造和谐怡人的环境。
  格罗皮乌斯所提倡的“新建筑”思想,本质上是追求一种创造力,是对科学技术的进步与民众生活需要的敏感反应,并将之赋予一种人文的理念,来充分体现20世纪人类日新月异的生活面貌。虽然,这种新建筑的建筑形式体现出一种几何的造型,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20 世纪七八十年代,由于社会生活的变迁对设计提出新的需求而显得过时,不过在近些年里,一些典型的包豪斯建筑被作为文化遗产保留了下来。例如1996 年魏玛和德绍的包豪斯建筑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2004年教科文组织将以色列特拉维夫市中心的有4 000 多座包豪斯建筑的成片建筑列入名录。实际上,格罗皮乌斯自己也已经认识到:新建筑规范并不意味着千篇一律,而总是保留着足够的余地供个人去寻求自己个性化的表达。“最终的结果,将会是最大程度的标准化与最大程度的多样化之间达成建筑上的结合。”
  作为物质的建筑渐渐地陈旧了,而创新的思想永远地闪着光辉。格罗皮乌斯在1935 年完成这本《新建筑与包豪斯》,历史性地总结了自己的建筑理念,做过哈佛教授的他继续在美国广泛传播包豪斯的教育观念、教学方法和现代主义建筑学派理论,也促进了美国现代建筑的发展。格罗皮乌斯所希望的“包豪斯”(在这里,它代表的是一种理念)是能够不断设计未来,这一点在现在逐渐显现出来。格罗皮乌斯说:“所有的‘艺术’门类(每类均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和特性)—每类设计、每种技术形式—均可予以整合并体现出它们各自的价值。”而这一点,也应该是在美术学院背景下进行设计教育的核心理念。
  格罗皮乌斯说:“一栋现代建筑在建筑风格上的意义,只能来自其自身有机结构的比例关系所焕发出的活力及影响。”这句话十分明确地揭示了建筑的本质,设计需要来自现代技术的支撑。现代结构技术在建筑中的表现,使得新的空间想象力成为可能,因此,设计师必须具备对空间的驾驭能力,需要重新用逻辑推理的方式对待建筑设计,从而在其中一种预先规定的限制中自由地进行设计。而这些基本原则和理念在当代同样是有效的。
  格罗皮乌斯的这本著作,具体地谈到了新建筑的种种技术特点,但是,在这些具体之上,他有着更为形而上的理念追求。格罗皮乌斯指出,现代建筑材料给新建筑提供了种种可能,而标准化形成了城市的“协调和肃静效果”。我注意到格罗皮乌斯的这些字眼,说明规范的形式及其真正的内涵,乃在于塑造城市的生活氛围,满足人在精神上的审美需求,与物质方面的需求同等重要。就如同格罗皮乌斯强调的:包豪斯的目标并非想宣传任何形式的风格、体系、教条、程式或时尚,而只为努力使设计焕发活力。“为收入最低的
  社会阶层提供最起码的栖身之处;为中产阶级提供经济型配置的独立单元;以及每种住房应该采用什么结构形式才合理。” 我们由此感受到,格罗皮乌斯的建筑理念具有强烈的人道主义思想。
  我们也看到,格罗皮乌斯所处的时代,正值手工艺与工业化生产交替的时期,因此,他在书里强调了手工艺与工业技术结合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也指出标准化——一种无个性的规范,在工业化生产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建筑部件统一化将产生积极的重要影响,就是给我们的城市带来相似的特征,这正是城市文化高度发达的一个显著标志。”同时,格罗皮乌斯也认识到:“标准化并不是文明发展的一种阻碍,反而是迫切需要的一个先决条件。” 他还强调了靠对产品内涵的赋予来避免使人类受到机器的奴役,要求学生必须对有机生产过程形成有脉络的把握。
  关于包豪斯创办之初的教学方向,格罗皮乌斯也在书中指出了艺术的变化以及与设计的关系,认为艺术的审美可以通过提高产品外观及工艺之美增加其附加值,并因此在教学方面提出纲领性认识——未来艺术人才的培养必须明确地要求与设计规范方面的完整理论教学相结合,全程在工厂进行实用技能的基础训练,使得艺术和设计相互滋养,并且创造出更多“有美感的设计”。而“艺术化的设计既不是某种知识也不是某种物质材料的事,而仅仅是生活要素的组成部分”。
  格罗皮乌斯具有明显的人文立场,他既反对为艺术而艺术,也反对为商业而商业,主张把一切艺术与生活之间的关系看成是基本统一的,从而较早地意识到生活通过设计审美化的这一命题。书中提到的一些问题,在当下仍然具有现实意义:例如工业与农业相互关系的再调整,依据合理的经济与地缘政治原则重新分布人口;通过市区与郊区的换位来逐步疏散城市密集交织的街道,并使居住区和工作区以及教育和休闲中心形成一个更加有机的结合体,从而实现城市规划的重新定位;最理想的住宅形式,等等。而这些问题在当代语境下反而随着城市的迅速扩大愈加突出起来。就此点而言,格罗皮乌斯在当时的观点颇有远见且影响至今。